文／趙鐸
《遞歸與偶然》以這兩個概念出發，梳理與評價在「有機性」的概念成為新的思考前提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自然哲學、有機主義、控制論、系統論、器官學和生態學，並在當今數位科技、人工智慧全面治理的運作邏輯，從中建構、提出出改變、抵抗的可能在哪。
從康德《判斷力批判》開始，「有機性」成為一種新的思考前提，而康德對有機性的理解，體現在《判斷力批判》的審美判斷中，例如：康德將「美」的判斷視為一種「無目的的目的」，也就是我們之所以會有「美」感受，是因為我們將感受到的感官內容，被以合目的的方式理解——用比較日常的話來說，就是「美到像是每個元素就是經過精心設計過的」——然而「美」本身是一個無目的的判斷，而「美」的判斷出現時，也並不是因為它能滿足我們生理上什麼需求，甚至「美」的判斷出現時，也不涉及對於對象物的知識。
也因此「有機性」這種思考方式，一直被視為具有解決超越康德所提出的關於自然法則與自由之間二律背反的潛力。這個二律背反是：
就關係而言，有正論及反論相互對立。正論者認為世界除了機械因果法則之外，必定有一無制約的自由原因；反論者則認為並無所謂的自由，一切均受制於自然的機械因果法則。
而「有機性」作為一種思考前提，其中一個最重要發展，也是對於我們當代人生活影響最大的，是控制論機器的誕生。傳統的機械，被視為遵循線性的因果律。機器的所有行為，在線性的因果律中，都被視為可逐步被推導出來的必然，機器的重複就是完全沒有變化的重複。在笛卡爾的哲學裡，自然被視為一座機器，才能成為理性認識的對象去獲得關於自然的知識，這就是我們一般口中會說的，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定律」，作為一種關於自然的知識。相對於這種「機械論」的觀點，對立的一面就是生機論，預設生命體具有一種非物質、神秘的力量而不能被數理的定律所化約。
寫出《控制論（Cybernetics）》的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非常推崇的萊布尼茲曾建立一套數學模型，能從有限運算到無限，使我們可以不再需要採取生機論的路線，能使「有機性」透過數學模型來成為理性思考的對象。這套數學模型的特色，就是會持續把之前的運算的結果重新引入。
建立在這類數學模型上的控制論機器，能將實際輸出與預期輸出之間的差異回傳給系統，也就是機器會透過信息（information）的回饋來調整自己。信息就是一組差異，沒有差異就不會有信息，就像你如果得知的內容是早就知道的，那其中就沒有信息可言。而造成實際輸出和預期輸出之間差異的，就是機器本身的運算中所沒有預設到的「偶然」。這種控制論中的「回饋」（feedback）是一種遞歸，不同於笛卡兒式的因果鏈，是從一個命題「線性」推到到另一個命題，再推論到另一個命題的過程，遞歸是一個迴圈，並且相較於機器不斷重複，控制論的機器在迴圈的過程中是會在重複中有所差異。
對西蒙東而言，他更認為控制論是一種替代笛卡爾機械論的一種新的知識論，並從中提出個體化理論。西蒙東的個體化理論有幾個重要的貢獻，第一個是將這套認識論深化，以「信息」的概念出發，超越、拒絕傳統的形質論（hylomorphism）和實體論（substantialism），也就是並不存在一個形式決定了材料從潛在到實現必然發展，或是存在一個作為一基本單元的物質，而是信息啟動了個體化的歷程。
第二個則是重新界定「信息」與「差異」。信息不再只是涉及物質和力量，而是「意義」（signification），差異也不再只是以「機率」來界定，而是「強度」，是「差異的差異」，以此區隔出不同級別的「偶然」與「遞歸」。首先，並不是所有的偶然，所帶來的信息回饋都能啟動個體化歷程，而是將「偶然」轉化成可預期的，偶然所帶來的信息才會被轉化為「意義（signification）」，而非混亂，當偶然被轉化為可預期時，就會啟動回饋機制，以及與之對應充滿著可預期的偶然的環境，一般被視為先天的結構、形式，其實是在回饋的過程中被生成出來的。
當這套具有回饋機制的系統遭逢到另一個系統時，便處於「不相容」「不對稱」的張力之中，而啟動新的個體化歷程，也就是「改變」的出現，這也是真正具有強度的「遞歸」，是「關於差異的差異」。所謂「關於差異的差異」，也就是讓系統自身的結構，透過遭逢另一個系統，成為信息回傳給系統自身，而推動系統改變自身的結構。西蒙東認為「關於差異的差異」就是一種反思，而反思的對象將成為新的行動的條件與前提。
史蒂格勒更進一步將上述「操作/結構」對立的打破延伸至將技術視為外置器官，而成為人行動的前提，特別是涉及記憶外部化、將感性給結構化的技術，並延伸延伸了胡賽爾的第一、第二持存（retention），以及第一、第二預存（protention）的概念，提出了第三持存。
在胡賽爾現象學裡頭「第一持存／第一預存」指的是當一個音符到達時，是現在，但是每個現在都是過去，這些過去會存在我們的記憶裡。例如：當我們聽到一段旋律，如果我沒有把我每個現在存留下來，我將沒辦法理解整段旋律。就像如果你如果說話只能理解當下，你就沒辦法理解整個句子。這種把每個當下記憶下來的，就是第一持存。而這個保留的過程你也會預測你的下一個聲音會是什麼，這就是第一預存。
如果明天你再聽到這個旋律了，他本身已經在腦中變成第一持存，然後你聽一段旋律時，你已經可以預知下一段的旋律了，這就是第二持存與第二預存，可以說每個持存都有著一個預存。而第三持存，則是被外化，被結構化的人工記憶，比如說錄音。第一到第三持存，具有遞歸性，第三持存反過來決定了第一持存／預存和第二持存／預存。在控制論機器尚未被發明時，我們能想得到人被機器的異化，是機器「訓練」「管控」我們行動，甚至是動作，如同在卓别林的《摩登時代》中所展現出來的，工人的身體服膺於機器和生產線的節奏。
如果說第三持存指的是技術作為被外部化，被結構化的記憶，並且反過來成為人行動的前提，現在人工智慧、演算法與人的關係之中，卻是機器透過演算作出預判，人則在其中完成了機器本身的預判。
也因此許煜指出必須要緊接著有第三預存的提出，也就是指出機器能夠透過它所儲存的記憶去預測接下來發生事情的能力，並回饋到第三持存中進一步更新。第三預存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區隔出人類被傳統機器與控制論機器異化的差別。
當今全方位的數位治理，使我們也逐漸活在一顆「人造星球」中——也因此我們不再能再設想出一種與機械完全無關，完全獨立於人造物、人類世界進行自我調節，自我成長的「自然」「蓋婭」——我們的每個行動看似自由，卻其實都成為運算的一部分，甚至是根本完成演算法所預判的最佳路徑。
鋪天蓋地的全方面控制，逼出一種「非人」的論述，去設想一種「行星等級的災難」「完全非人類中心的視角」甚至是回歸到一種素樸的「神秘主義」中想像逃脫的可能，當今「非人」的論述，常常是在預設有本質性的「人性」下，所共伴而生的對立面，這種「人性」的創造，來自一套線性發展敘事，為達到政宣上的徵召，所反向建構出來，因此也不難想像一種「彌賽亞降臨式」的「末日」會在這套「非人」的論述中出現。
然而許煜認為，我們應該把技術視為我們當代思考與存有的前提，而不是想像出對立於技術與機械的域外（Dehors）或是外部（outside），或是還預設了一個沒被技術「污染」，具有本質性的「人性」「自然」等等。不再以本質的方式界定人與非人，不再只以「功用」的角度來界定技術，而將其視為思考方式——遞歸作為一種思考方式——而能區隔出不同的宇宙技術，構想出一套「技術多樣性」的實踐，操作出另一種知識論，另一種宇宙技術來超越資本主義技術作為當今席捲全球的知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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